将青铜器作为礼器使用,中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。
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礼和乐相辅相成,构成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。大到治国安邦,小到个人修养,礼乐制度指导和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在举行祭祀、宴享、朝聘、婚冠、丧葬等活动时,均使用礼乐器。这些礼乐器,通过材质、形态、装饰、色彩、铭文和组合方式的差异,呈现了人们不同的身份等级和价值取向。
随着时代的变迁,青铜器与礼制之间的关系逐渐松弛。汉代以后,青铜礼器逐渐淡出了历史,但礼乐制度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财富。
鼎是礼器的代表,钟是乐器的代表。“鼎食”是广义的礼,“钟鸣”是广义的乐。通过制礼作乐,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礼乐制度,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。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,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,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。
考古发现,青铜礼器和乐器常共同出现在商周高等级贵族墓葬中,说明礼器与乐器的配合使用已经成为表达礼制的程式。
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。“戎”即武事,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两大主题之一。两周时期,出师之前要祭社杀牲、并以血涂鼓;战争当中行卜筮之事,向先祖、河神致祭,祈求胜战;战后行献俘礼,宴享将士、抚恤亲属。同样,属于武事的还有田狩之礼,即大蒐礼,晋侯曾多次行大蒐礼,教民以礼,整顿军队,任命将帅。考古发现的大量车马器、兵器,大多是兵戎征战的遗物。
春秋以来,贵族阶层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利用鼎簋等礼器,表达自己的身份地位,同时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其它青铜制品,来表现自己的尊贵和富有。因此,使用带钩、铜镜、精美刀具、弄器等日渐成为一种时尚,并且以此作为善自约束、端正衣冠、彬彬有礼的一种精神文化追求。“不学礼,无以立。”生活用器作为修身之“礼”,是礼乐制度内涵的延伸。
多年来,山西发现了不少“外地”的青铜器,有来自遥远的塞伊玛——图尔宾诺文化的倒钩铜矛,又有鄂尔多斯式兽首刀,还有安弗拉式双耳罐,以及鹤嘴斧和动物形牌饰。两周诸侯国青铜器也经常在山西发现,如鲁侯鬲鼎、吴王夫差鼎、秦式短剑等。这些青铜器,或来自军事征伐,或来自商品交换,或来自朝聘、婚媵、助丧等礼仪活动。不同风格的青铜器,展现了多元的青铜文明。
春秋以降,周天子势衰,诸侯争雄,战争频仍,礼仪制度对人的节制越来越松弛,所长期供奉的权威不再令人敬畏,现实生活的需要与日益膨胀的欲望,使社会越来越趋向于实用和功利。
晋襄公时,赵盾得阳处父援引,执掌了晋国的国政,赵氏势力由此强大起来。至赵鞅时,公室衰微,贵贱失序,冠履倒置,愈加严重,而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,不断膨胀的财富诱发了追求奢侈之风。从太原金胜村赵卿墓中可以“窥一斑知全豹”。